摘要：通过对中国古代文人的范式确立、经典确立、搜集整理、文化积累、精选普及、整理评点、应需编创等七种类型的编辑活动的分析，发现中国悠久的编辑文化传统中所存在的对编辑的主体意识的高扬，由此对当前业内一些同行将编辑职业意识定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进行质疑，提出应强调编辑的文化主体意识，并从编辑的文化使命、编辑在整个编辑活动中的主动性以及编辑的过程意识等方面对编辑的主体意识的内涵展开讨论。
关键词：编辑文化传统；编辑职业意识；主体意识
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它的核心功能到底是什么？追溯历史，我们发现问题的答案似乎一直都在变化。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编辑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一些大的出版公司里，他们受雇于出版社的老板，主要工作就是审读书稿，按现今通行的编辑学教科书对编辑人才的一般分类——文字编辑、策划编辑和报刊编辑——最初的编辑应该属于文字编辑。随后，编辑越来越与出版人的身份相重叠，其功能也从文字编辑向策划、组稿、发行等环节辐射，逐渐成为出版行业的主体。20世纪前半期，在传统延续和西方影响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现代出版产业得以勃兴，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一代出版人为中国现代出版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50年代以后，出版社和报刊杂志全面国有化，在新的政治思想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编辑出版活动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所有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社都被纳入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上来，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舆论一律”，编辑活动首先成为意识形态对文化出版事业的掌控与审查，政治色彩很浓，编辑活动的主动性随之逐步丧失。如今，一提到编辑这个职业，人们往往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人作嫁衣”。这一形象不仅已经成为社会对编辑职业的普遍观念，而且也成了很多编辑和出版人职业意识的自我定位。然而，追根溯源，从文化发展的历史，从中国编辑出版的发展历史来看，情形好像并不是这样。
孔子应该可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编辑大家。是他编订了《诗三百》、《尚书》、《易》、《礼》、《春秋》等五部作品，至汉朝这五部作品被尊为“五经”。此后的两千年间，它们一直是中国官方和民间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经典，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毫无疑问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他“述而不作”，后人记录他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似乎也不能超过“五经”。也就是说，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他作为思想家的身份确立的，而且同时也是由他作为编辑大家的身份确立的。
如果就文学史而言，假如《诗三百》真的是孔子所编定的，那么作为编辑的孔子对中国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作为作者——《论语》的贡献。当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的时候，我们说作为编辑的刘向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当然远远高于他作为作者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当无异议。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确立了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人们称之为现实主义；《楚辞》出现以后，另一种伟大传统也开始了——人们称之为浪漫主义。
概括起来，从功能而言，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文人的编辑作品分为以下几类：
1.范式确立型。除《诗经》、《楚辞》之外，这类作品还有南北朝梁萧统编纂的《文选》、五代时文人赵崇祚所编《花间集》等。五代时文人赵崇祚所编《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标志着词这一文体的特征在格律、文辞、风格和意境上的基本确立，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类似的编辑作品还有《绝妙好词》、《元曲选》等等。
2.经典确立型。金圣叹编订“五才子书”，编辑导向性意识更为明确。金圣叹的编辑工作不仅使当时尚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作品《水浒传》、《西厢记》等成为文学经典，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意识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清以后的编辑名家还有沈德潜、高步灜等。沈德潜编有多部断代诗歌“别裁集”，高步灜编有《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等，都因为编选之精而成为后世之典范，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搜集整理型。这类著作有《山海经》、干宝《搜神记》，清沈德潜编辑的梳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脉络的《古诗源》等等，正是这些编辑活动使这些作品避免了在历史无情的长河中归于湮灭的命运，它们对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贡献是值得被人们永远铭记的。
4.文化积累型。《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钞》，《六十种曲》，《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四库全书”，“古籍丛刊”等等，这类旷世巨构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意义自不待言。
5.精选普及型。最为著名的当然首推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可以说在唐诗普及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至今无出其右者。另有《千家诗》、《古文观止》等也是广为流传的精选普及佳作。
6.整理评点型。程士元与高鹗续《红楼梦》的行为，从编辑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值得肯定的，它使一部残篇成为完璧，还是有利于作品的传播的。另外，中国古典小说批评有一种独特的传统，就是评点式，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当然还有脂评《红楼梦》等等。从编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创举，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阅读都有深刻影响。
7.应需编创型。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类似的编创还有《弟子规》、《声律启蒙》、《增广贤文》、《二十四孝图》等等，人们可能不会去问它们的作者，但是，这些作品的编创却满足了社会需要，为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编辑活动的两大功能：第一，引导、塑造文化；第二，传播、保存文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的编辑活动所存在的几个特点：第一，编辑是有文化担当、文化使命的。他们是为历史、为未来、为超越时空的文化发展、文化传承而工作。第二，编辑活动是独立、主动的文化行为。编辑活动是创造性的文化行为，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比之作者的创造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编辑活动是极有文化内涵和学术内涵的活动。真正有成就的编辑大家自身就是思想家、学问家、著作家。总之，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编辑，看到了中国一种历史悠久的编辑文化传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要认真审视我们今天的编辑活动，对编辑的职业意识重新进行定位。因此，我们明确提出要着意强调编辑的主体意识，以继承发扬我们民族悠久的编辑文化传统。强调编辑的主体意识，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强调编辑的主体意识首先就是要明确编辑职业的文化使命。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出版是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商业活动三者的统一。而文化活动又是排在首位。编辑活动的核心内涵是文化选择，编辑职业的本质定位是文化的使者、文化的守护者和文化的缔造者。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化格局往往就是由这一时期的编辑行为所决定的。如果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没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1977年的《人民文学》没有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没有将复旦大学墙报上署名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整版登载出来，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就会完全不是这样。从传承中国优秀的编辑文化传统而言，作为编辑就是要为文化的发展不断创造新的范式，直接参与一种文化形态的催生、促成；作为编辑就是要不断的发现、塑造经典，成为文化的发现者与创造者；作为编辑就是要不断主动搜集、整理文化遗产，就是要真正为文化积累做出努力，成为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承者；作为编辑就是要把真正的经典精选读本送到读者手中，提升社会的文化水准；作为编辑就是要敏锐地发现社会的文化需求，汇聚文化精英，共同创造出为这个时代所需的文化精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积聚后劲与潜力。
第二，强调编辑的主体意识就是要明确编辑在整个编辑活动过程中的主动性。尽管某些特定的文字编辑或者在编辑活动的某些阶段固然有对于作者依附的一面，但是，编辑更有其主动性的一面。具体而言，编辑活动的主动性体现在：第一，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第二，发现作品，培养作品；第三，发现读者，培养读者；第四，发现新的文化市场，新的文化增长点。今天，一些民间出版人的作为实际上已经构成对专业出版人的严峻挑战，我们再也不能墨守成规，做一个依附型的文字秘书了。
在整个图书出版的策划过程中，选题是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是出版社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经营首先经营的是选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选题策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市场信息的捕捉和整理、选题的立体开发、作者队伍的选择与组织，与其相关的还有编辑审理加工的策划、图书推广宣传的策划。从今天的时代要求来看，一个是市场双刃剑的挑战，一个是网络的挑战，都要求编辑要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第三，强调编辑的主体意识就是要编辑时时明确自己是处在成为编辑的过程中，明白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编辑职业特性决定了它对我们的要求是极为严峻的。从思想与道德素养而言，没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没有深沉的文化追求，就不可能拥有作为一名编辑必不可少的文化使命感；从文化与理论素养而言，没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没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不可能拥有作为一名编辑必不可少的“编辑之眼”，去发现，去判断，去取舍；从学术与专业素养而言，我们既要是杂家又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成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专家，有识者提出“编辑学者化”［1］的主张，堪称高论。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职业的特性就应该是全能型编辑。希望我们的编辑和出版人这样为自己定位，也希望有这种追求和素质的学人进入编辑队伍。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我们不仅看到鲁迅、茅盾、林语堂、胡风等著名作家都曾在编辑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也看到一代编辑和出版大家邹韬奋、储安平、夏丏尊、王五云、孙伏园的出现。他们集编辑大家与学问大家于一身，堪称我们的榜样。
参考文献：
［1］ 徐桂秋.与名家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J］.中国编辑，2009，（4）：48.